2010年09月19日 10:19:03 来源： 新华网
资料图片 新华网上海９月１９日电 题：破解诺奖得主之惑——中国如何填平收入差距“鸿沟” 记者何欣荣、叶锋 “按照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贸易的增加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获益，从而缩小该国的贫富差距，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。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在世博会“经济转型与城乡互动”主题论坛上的这一番开场白，引起了众多在场人士的深思。 与全球化同步的，还有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，虽然在此过程中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，但收入差距日益拉大。国内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吗？政府在其中又该有怎样的作为？ 基尼系数一再推高 作为在中国“桃李满天下”（钱颖一、李稻葵均出自其门下）的著名经济学家，马斯金的疑惑在学术界有巨大反响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、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指出，２００７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０．４７５（联合国标准认为０．４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），还有学者认为２００９年的这一数字已经到了０．５，“总体而言，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合理界限，目前的收入分配不能令人满意。”李扬说。 学术界认为，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很多，在初次分配层面主要有六个：如居民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相对下降、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滑以及城乡、地区、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拉大。在这其中，李扬认为要重点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，因为它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高达４０％。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回顾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城乡居民收入比：１９７８年这一数据是２．５６，其后随着农村率先进行改革，到１９８３年这一数据降至１．８２。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总体变化不大，但到了１９９９年，随着重工业增速超过轻工业并引领工业化进入中后期，这一数据明显攀升，到２００９年已变成３．３３。 “我们考察了与城乡差距有较高关联的地区差距，从各省的平均工资等指标看，可以发现地区差距本世纪初以来趋于平稳并开始下降。这给了我们一种想象空间：只要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９０年代初的水平，中国的基尼系数将回落到０．４以内，而这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任务。”李扬说。 扭转这一现象的转折点已经到来？ 针对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反差，马斯金提出了一套替代理论。他认为，发展中国家也有高技术的管理层和低技术的生产工人。而全球化的结果是，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层及技术人员合作，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由生产工人执行。这样一来前者确实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，而后者的收入很难提高，于是贫富差距就被拉大了。 除了马斯金提及的原因外，对于中国来说，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农民工的大量存在。农民工没有组织、缺乏谈判能力，因此经常有拖欠、压低该群体薪酬的事情发生。“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，在一定阶段不但没能消灭城乡二元结构，反而产生了新的、双重的二元结构。”李扬说。 不管马斯金还是李扬，均认为收入差距拉大是阶段性现象，在未来不可持续。“当城市化、工业化到一定程度时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可以扭转。”李扬表示，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已有初步观察，认为城镇化率达到４５％时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，过了转折点后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。统计数据显示，２００９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４６．６％。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转折呢？李扬认为，首先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，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，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单向集中，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。此外，第三产业的崛起也使得城市优势消失，在发展三产方面有时农村条件更加优厚，这会导致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，比如李扬就观察到很多企业在上海郊区的崇明投资养老事业。 土地是核心问题 如果说转折点已经到来，那么政府的任务就是创造条件促使这个过程更快地展开。实际上，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尝试，“比如，提高农产品价格，但因为人均土地少，这种做法效果有限。至于补贴那就更有限了。根本的出路还是让更多人从农村转移出去。”柯炳生说。 在转移的过程中，土地是核心问题之一。“如何在城乡之间配置土地，如何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带来的收益，如何让土地不仅成为农民的收入手段，而且是养老手段。显然，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。”李扬指出。 在处置农民对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，８月以来重庆开展的户籍改革是社会关注的焦点。根据重庆市方面下发的户改意见，在第一阶段即今明两年内，将有３３０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，这是历年来户籍改革的最大规模。 然而，户改意见同时指出，鼓励转户农民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。这一表述引起巨大争议，部分观察人士认为重庆户改的实质是“以土地换户籍”，当地政府有“借户改之机，行圈地之实”的嫌疑。不过，重庆市长黄奇帆已公开否认了这种说法。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助理崔之元在论坛上表示，城镇户口代表的权利有５项（就业、住房、教育、医疗和养老），而农村户口代表的权利有３项（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）。把３项权利转换成５项权利，改革非常复杂，为此重庆设计了一些创新性的政策：一是农民在转户后有３年的过渡期，在过渡期内仍享受各项土地收益。二是过渡期结束后的退出也不是剥夺性的，而是有偿退出。 在此之前，重庆设立了全国首个农村土地交易所，农民通过土交所退宅基地，每亩可以拿到１０多万元人民币，并且还可以申请公租房居住。“我觉得，重庆模式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政策，值得大家关注。”崔之元说。
活动通知 更多 |
